聊大文学院热议莫言获诺奖：莫言给中国现代文学正名

莫言形象朴素而敦厚，文风却天马行空，极富想象和创造力，在他作品中饱含的浓郁乡土气息和蓬勃粗犷的生命力也让喜欢他的读者所喜闻乐见，备感亲近。
    10月12日，聊城大学文学院院长石兴泽、副院长刘东方以及现当代文学的教授、教师等就莫言获奖一事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莫言作品中有粗野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是一个叛逆者，它惊世骇俗、不拘礼节，对于当下一些流行的东西表现出反叛的态度。

    莫言获奖无可非议，也属实至名归。他的获奖对于文学界、文学研究界及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不仅引起神州大地的巨大波澜，也使我们饱受冷落的现代文学声名重振，同时也给那些看不起当代文学的谬论者有力的还击。
    该奖评审团给莫言的颁奖词只有一句——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对于颁奖词，莫言的看法也很实在，“既然是高度概括，那也就是对的。”
    我所读莫言作品，多为上世纪的，对他近期新作涉猎较少，所以我对莫言的认识是停留在对他过去作品的阅读感受基础之上。再加之我近期一直在研究浪漫主义文学，因此在我的阅读感受之中，莫言的作品是深具浪漫主义特色的。
    莫言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作家。在谈论自己以往作品的创造感受时，莫言喜欢用富有激情的词来表达，这正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
    浪漫主义还是一种主观主义、激情主义及理想主义。它与民间传奇、传奇故事、神秘主义及天马行空的表述方式都是一致的。
    换言之，莫言的创作具备了浪漫主义的诸多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澎湃的激情和酣畅淋漓的叙述，同时，莫言作品的自由主义色彩也非常浓厚。
    浪漫主义是一个叛逆者，它惊世骇俗、不拘礼节，对于当下一些流行的东西它全不认可，表现出反叛的态度。而莫言的作品正具有这种突出的反叛性——它反叛世俗的礼教，作品中诸如深具“匪性”的英雄人物余占鳌，敢爱敢恨、敢于追求自由性格的戴凤莲等，都是这种叛逆性格的具体显现。
    而浪漫主义又需回到民间，莫言将作品中很多的民间故事艺术性地镶嵌于历史与当下的叙事之中，这就构成了他作品中一个极具个性的特色。
    莫言作品中吸收民间艺术精华，而民间艺术是中国文人艺术的发源地，胡适、傅斯年也都曾讲过，中国的文学艺术来源于民间。而只有文学在民间时，它的生命力才是最强、最饱满和深富魅力的。
    如今很多文人，把这种艺术精细化了，这一精细化，就使文学作品缺少了生命力及粗野性，所以民间的东西尽管有粗野的内容，却是最具冲击力、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不能丢弃。
    莫言的作品就如此完美地保留了民间艺术很多粗野和原始的东西，也正是这些东西存在并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结合，才构成了莫言作品的强大冲击力，才构成了莫言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
    你可以不认可、不欣赏他的写作，但是你不能不佩服他的作品所给你带来的巨大心灵震撼力，这正是因为他成功地把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民间艺术嫁接在一起。
    所以我给莫言的作品界定为一种粗野的浪漫主义，但此粗野不同于粗俗，它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也恰恰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东西。（延晓平）

    莫言“热衷”絮絮叨叨地讲故事

    ◎过去我们总说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国人有所偏见，但今日莫言获奖，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他为什么能够获奖。
    过去我们总说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国人有所偏见，但今日莫言获奖，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我认为文学要有普世价值，作为一个文人，你的价值观念和文学所反映的深度及所表现的理念要能够为全人类所接受，这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过去我们的文学总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我们认为自己很痛苦，并将这种痛苦发挥到极致。但其实很多文人实质表达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东西，也就是说缺乏普世的观点。
    但莫言的作品就具有这种普世的价值。他作品中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及解答、对历史的见解和解疑、对现实的贴近和关怀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这些东西正是人类所共有并关注的，由此也能引起世人的共鸣。
    我认为，正是莫言作品中这种普世价值的存在，才是他获奖的一个极重要原因。若要拿诺贝尔大奖，被它所认可，首先你就应有世人都能够体验到、感受到、分析到的一些相通的东西。
    第二，文学要有自己的形式。
    莫言是一个非常先锋的作家，也是一个现代性很强的人。莫言和其他作家相比较，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能在形式上进行着花样翻新的创造，包括他去年写作的《蛙》这部作品，就是完全用一种书信体的形式将作品演绎。
    这是难能可贵的，有的作家作品形式无从创新，始终徘徊于自己旧有的模式中走不出来。我们甚至认为现代的很多大作家比如沈从文等，当你在阅读了他们充分的作品后，会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文学形式的模式化和类型化，所以莫言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是非常卓越、突出的。
    第三，文学一定要与世界接轨。
    我们当代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且必须要成为世界文学大家庭的一员，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文学位置，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又被世界认可的“文学俱乐部”的成员，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很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第四，民间文学应脚踏实地。
    反思我们的现代文学，其实它很多时候是精英文学自我构建的一种关于文学的自我想象，它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和民间文学的关联。
    从一开始，民间就被完全作为启蒙文学启蒙的对象，而启蒙文学自己则是高高的说教者形象。这样的文学只能说是一种精英文学，是课堂上的文学、是研究者的文学。它没有脚踏大地的深厚感和生命力。由此，通过分析莫言作品，民间文学应脚踏实地，应引起整个文学界的重视和反思。
    最后，莫言独特的文学模式。
    莫言的作品有很多独特性，他的作品突破了当下文学理论的条条框框，生发出一种自己的别具新意的写作模式。
    莫言写了9部长篇小说，他对故事性的坚守，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原则来说，过多地讲故事，大家会认为小说的价值和品位性不高，但是莫言始终在坚持着认认真真、絮絮叨叨地讲故事，并且他还讲得津津有味，他始终坚持在民间讲故事，讲民间及身边的故事，这是他独具特色的文学模式，也是他成功的关键。（延晓平）

    “非黑即白”看莫言是行不通的

    ◎他虽然偶尔出入市井，甚或坐上阔绰的交椅，但他自由而叛逆的内心，绝不会被真正“收编”！

    早年即以“怪才”闻名文坛的莫言，是一个丰富而神秘的人物，其作品世界亦如此——你根本无法用某种标签或理论加以概括。
    莫言的创作属于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属于通俗文学还是精英文学？莫言走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老路，还是紧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后尘？
    应该说，这些问题本身存在“问题”，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泥沼。
    莫言及其文学世界是极其丰富的。莫言早已超越了对立的格局，如同他的文学超越了省界、国界，阶级、政治一样。不超越这些东西，他艺术的翅膀怎能飞翔在国际和人性的上空？
    莫言的作品扎实地立足于中国大地，抒写出独特的人生经验和真实的生命体验，用浪漫无边的想象，维护着自己心中圣洁的理想，他的胸襟兼容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和极端的浪漫主义。即便是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不足以概括莫言——他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通俗与精英，乡土与城镇，传统与现代，理性与非理性……上述话语都能在莫言身上“说事儿”，但又总是说不清，说不尽。再譬如，诺奖委员会认为，莫言的文学世界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融合。这个判断亦颇有道理，但他们所用的话语仍属西方资源。用中国本土话语说，莫言的文学世界何尝不是曹雪芹和蒲松龄的融合？二者的文学传统，加之中国现当代作家近百年来汉语写作的熏陶和启发，终于成就了莫言的创作格局和文风。很多人知道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但却未必知道莫言为“去马尔克斯”所作的努力。
    在莫言的创作道路上，每当他达到一定高度，议论者纷纷称赞“风景这边独好”时，莫言却往往已站在更远处的山峰。人们似乎无法预测莫言的下一部作品的模样——丰富而神秘的他不留给人们机会。
    这个从“高密东北乡”走出来的汉子，身上充满了野性和血性。那种原始的生命力，恰是其创造力汩汩流淌的源泉。早年困苦经历中的“饥饿与孤独”竟是其写作欲望的内在动力，这同“新生代”的写作迥然不同。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曾讲过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遇国王的故事。他说，对自己而言，“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
    莫言身上的野性，在小说《红高粱》里，转变成拼死打鬼子的土匪“余占鳌”，幻化为风风火火敢爱敢恨的“戴凤莲”，他们在高粱地里上演了一出悲壮的人生大戏，其生其死都算得上“纯爷们”和“真女人”。莫言身上的血性，使他深入思考现代人“种的退化”问题。莫言身上的野性和血性注定了他将走一条独特的山林之路，他虽然偶尔出入市井，甚或坐上阔绰的交椅，但他自由而叛逆的内心，绝不会被真正“收编”！
    今日话说莫言，也让人想起山东另一位重要作家张炜。由于莫言和张炜的存在，齐鲁大地作为文学重镇，具有了真正的高原意义。而中国当代文学，由于莫言的获奖，其所蕴含的丰富矿藏，将为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所瞩目。莫言有一种内在的定力，他一直用文学的方式解读世界；或许正因如此，他积数十年心血所凝练的丰富而神秘的文学作品，今天才迎来世界眼光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