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心人在一句话中发现鲁西细菌战

    记载 1500公里的土地成为“无人区”

  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这就是崔维志调查细菌战的工具。崔维志走村串户，数次深入河北邱县、馆陶，山东临清、冠县、堂邑、莘县等地，采访到大量细菌战幸存者。
  一份份声泪俱下的口供材料，不断汇集到崔维志的案头。这些口供材料，揭开了鲁西细菌战的真相。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鲁西地区迎来了大雨，十几天的大雨，让鲁西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
  就在这个时候，驻扎在临清的日军决堤防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横行。
  霍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得病的人上吐下泻，几个小时内就会不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会死亡上百人，尸横遍野。“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惨景象在鲁西地区上演。
  这就是日军发动的代号为“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
  一手发动鲁西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就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日军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掘堤传播。鲁西细菌战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并不多，日军投降时，又极力销赃灭迹，因此，这个惊天黑幕一直掩盖了半个多世纪。
  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波及鲁西地区24个县，中国平民死亡42.7万余人，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同胞不计其数。
  另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

    还原 日军试图掩盖细菌战罪行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惨无人道的鲁西细菌战，是见不得人的卑鄙行为，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所以，在发动细菌战之前，就制定了严密的保密制度。日军规定，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崔维志研究发现，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曾经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
    日军战败后，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审判中，也交代了这一罪行。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发动鲁西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说，“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林茂美还供述：“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掘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也交代：“我作为第一一一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于新贵)